bsport体育9月15日，OCAT研究中心2017年度展览“遗址与图像：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个研究计划”开幕了。

　　展览共分为两个部分bsport体育。第一部分“遗址·实物·传记：考古与摄影”，由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历史环境图像资料库主持。第二部分为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主持的“天龙山石窟和造像：历史照片与新图像技术”。

　　第一部分“遗址·实物·传记：考古与摄影”，这部分展览涉及两种不同形式的比较。

　　其一，展览运用从玻璃幻灯片到数码照片的各种影像媒介，展示一系列文化中考古语境下的文物和遗址的照片，其拍摄地涵盖欧洲北部、非洲北部及地中海东部等地。

　　其二，展览通过展示同一文物或者遗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设置了一种更进一步的比较。一个特定的人工制品或遗址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成为了展示的关键。展览运用现古摄影图像向我们展示文物与遗址自摄影记录手段滥觞的大约150年以来流变的历史，用视觉与想象勾勒遗址与实物的“传记”。

　　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些同一文物或者遗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百年来，世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有些遗迹却基本保留了原来的样子。以下是小编看展览时候翻拍的部分摄影作品，这些摄影作品多为牛津大学考古学院的收藏，个别为牛津大学哈里斯·曼彻斯特学院收藏。

　　由苏格兰摄影师詹姆斯·瓦伦丁的公司发行的照片，呈现了1894年皇家工兵部队威廉·霍利中校非常随意地将胳膊支撑在倾斜的“56号巨石”上的画面。56号巨石几个世纪以来倾斜得越来越严重。1660年的倾斜角度为75度，1720年变为70度，1870年66度，到1901年变为令人担心的60.5度。

　　这张照片表现了一位身着爱德华时代服装的女士在第56号巨石旁边的情景。巨石两边的轻微磨损说明这里曾经安装了木制框架，并将框架连接至线缆和绞盘，从而将巨石拉回竖直位置。石头上的痕迹仍然清晰，说明照片拍摄于1901年9月18日至25日之间巨石被拉回竖直位置后不久，但巨石阵中其他的巨石仍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必须加装木柱支撑。

　　维多利亚早期时的摄影耗时长，成本高，因此很少出现如今令人习以为常的抓拍。当时摄影的构图、意义与表现元素都是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这张记录了一名男子坐在巨石阵祭坛上的照片就体现了摄影师对表现元素的考虑。他的并不自然，而是刻意做出当时颇为流行的“浪漫”的情感怀古的“静态”表演。

　　这个照片记录了一个罕见的瞬间，让人意识到即便是巨石阵这个最具纪念性和看似亘古不变的遗址也可能在自然中转瞬即逝。1899年，遗存的直立巨石出现倾覆危险，必须架设临时木支架以确保其不会倒塌砸到游客。

　　这张照片显示了巨石阵如今的面貌，原本有倒塌危险的石块已被扶正。游客只许隔着一段距离观看此景点，而不能靠近触摸巨石。为了恢复和重建遗址原貌，其中的一些巨石在20世纪几经搬动与重建，引发了有关遗址“真实性”，游客行为管理与日俱增的必要性，以及提升现代“集体旅游体验”等问题的争论。

　　自盎格鲁-撒克逊人公元900年在此建城迄今，谷物市场大街一直是牛津城中南北向的干道。画面中央是牛津最古老的建筑——北门圣米迦勒堂的盎格鲁-撒克逊风格塔楼。街道两边的底层商铺销售各种家居用品，而楼上窗户的窗帘则显示那里有人居住。

　　谷物市场大街的性质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它是牛津主要的商业街。19世纪晚期最引人注目的盎格鲁-撒克逊风格塔楼现在几乎被楼底的一棵树和咖啡厅遮住。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旅游业的繁荣，这条街已变成步行街，本地商铺也大多被向游客和学生们销售饮料、食品和提供货币兑换服务的国际连锁品牌所取代。建筑物从住宅楼变成了商用楼。尽管街道的结构一直被裹挟在通向现代化的变迁之中，但其中仍有一个显眼的例外：画面右边于1983年修复的“维多利亚式”商铺离奇地化身为“理想”中的中世纪建筑。

　　1894年11月，马车在洪水中向着牛津缓慢前行。坚固的砖砌排屋当时刚刚建成。即便已经有人提醒在河漫滩上建城会增加牛津洪涝风险，但图片前景中的土堆说明这里仍在大兴土木以容纳19世纪牛津迅速增长的人口。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始建于15世纪，于18世纪晚期改建的莫德林桥。画面后方桥的另一头是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塔楼，大桥直接通向名为高街的街道。莫德林桥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便在使用了，是从伦敦和东英格兰进入牛津的主要通道。进入19世纪，这座建于中世纪的桥梁由于过于狭窄，给马车的双向通行造成很大困难，成为交通拥堵路段。到了1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开始拟定拓宽桥梁的计划。牛津大学由于担心大学城的著名风景遭到破坏，对这项计划表示强烈反对。

　　显示了莫德林桥在1882年拓宽后的样子，桥上新修了两条有轨马车道，载着乘客的大型有轨马车可以顺畅地双向通行bsport体育。新的交通管理模式令街道空间变得更加规范。轨道铺设在道路中间，有轨马车可以无碍通行，需要停靠的私人马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在路边行驶。这也使得当时的市容似乎向着更“清洁”的样子转变。在这张照片上，大街上尤其少见马粪，莫德林楼上的爬山虎也被清理了。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牛津迅速成长为一座商业城市。牛津东边重要的汽车产业使新市郊得以发展，也使道路交通的性质和体量发生了变化。机动公车取代了有轨马车，汽车取代了私人马车，用卵石铺就的街道也变成了划有标记的平整的柏油路。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这种照片中建筑物的基本结构看起来惊人地“维持原貌”，这反映了在东部地区始终重要的传统城市观念：建筑是城市身份的视觉宣示。

　　本照片疑为亨利·唐特所摄，时间应该早于1883年。画面的核心是建筑，其古典风格令人想起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智慧，石制的哲人头像被煤烟熏黑，牢牢伫立在基座上，突出了整条街道对于永恒的学习与知识的纪念碑似的象征意义。

　　在这张现代照片中，唯一多出来的建筑是背景中的牛津大学新楼，该楼建于1883年。从建筑风格来看，其轮廓和雅致的窗户与前景中其他老房子和大学的其他建筑很协调。现代街道的景观发生了两个巨大的人为改变：旧建筑物上的黑色煤烟痕迹显然被努力清洗掉了，其古老尊贵的气质让位与更新且现代的面貌，照片前景中蜂拥的、排着浊气的汽车好像也因此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

　　拱廊的上部露出了沙地，照片反映了这一考古遗址受到气候、沙漠、烈日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不断变化而脆弱的状态。风沙和偶发的砖石坍塌会围绕遗迹形成独特的考古地层，等待挖掘和探索。右边拱门前坍圮的砖块尚未被沙子覆盖，却已有零星植物开始在石缝中生长。

　　这张照片展示了1990年拱门被发掘后的样子。与第一张不同，这部分发掘的重点似乎是遗址保护，而不是重建与美化。拱顶上部虽用混凝土加固，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由气候造成的破坏，拱顶上也钻出了植物。迈尔斯照片中坍落的砖石已经被清除。值得注意的是，左边建于大拱门前的较小的拱门完全不见了。是在发掘开始之前它就倒塌了，还是有其他文化、观念或技术原因导致了小拱门的消失？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19世纪80年代晚期帕特农神庙的样子：顶部垮塌，乱石散布，许多大理石饰带浮雕在19世纪初被英国人掠走，即便这样，帕特农神庙仍然是座相当震撼的古迹。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帕特农神庙的部分结构已经变得有些不稳定，神庙顶部、正面和台阶都架上了脚手架进行维修。工人们安装了一个进入神庙的坡道，新的石料被运到修复现场。

　　帕特农神庙的前部再次被装上了脚手架。不时被脚手架包围似乎成为这座建筑历史的外在表征，也表明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它的政治、文化和浪漫主义标杆地位。帕特农神庙像一座“被毁灭中的废墟”，永远在根据不同时代的技术、文化和政治条件被维护、改造或重建，不断根据当下的需要再造其意义、用途与体验，而不仅仅作为一种过去的表述被保留。如今，关于帕特农神庙商业化摄影在某些欧洲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图中平凡的乡村磨坊和壮观的古代寺庙并列。强调了城市对其乡村地带农业的依赖。照片中柱子脚下有很小的人影，突显出这个古老建筑的宏大规模，也体现了“如画风格”。

　　随着前往希腊旅行变得越来越便利，神庙很快从田园之间孤零零的遗址发展为“经过改良的”旅游景点。神庙遗址的结构被调整和“修复”，成为更加理想化的希腊神庙。最明显的变化是移除了柱顶过梁上方“有损形象”的石料。神庙的壮美和与世隔绝的孤独感在那时已经受到了现代城市扩张的挑战，华盛顿·威尔逊所拍摄的照片中希腊城邦与周边乡村的共生关系已无法在这张照片中再现。

　　神庙和拱门在当时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一个商贩正在准备向过路人招揽生意，遗址边也立起了栅栏以限制游人进入，周围新栽种的小树和灌木为游人提供遮阳处和缓解刺目阳光带给眼睛的不适。

　　在现代照片中，视觉不断被打断，周围满是不相干的物件。拱门与神庙之间原本的视觉关系在世纪地点和图像上被打破了。那些本来为想要凝视“真实”历史的游客提供荫庇而栽种的林木，如今却完全挡住了神庙。拱门已经失去了作为门的任何功能。前方的围栏挡住入口成为一个障碍，有人必须绕过拱门和围栏才能进入遗址。接近拱门的路径上还横亘着一条行人走道，凸显拱门前繁忙的交通。而这里也不再是城市居民心目中重要的地点。拱门不过是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每天经过时的街边一景而已。周围高架的电缆使拱门更像告诉运转的现代都市中一个落寞的过时遗物。

　　早期阿尔及利亚旅行指南，强调游人要去图拉真拱门是多么艰难，“拱门附近没有任何住宿之处，旅客必须自带帐篷，或返回塔卡河住宿。”在照片中坚强的游人作为新欧洲殖民帝国的代表正在这个废墟中怀古。象征胜利的拱门建成之时，阿尔及利亚还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前一幅照片呈现了凯旋拱门成为废墟的破败状态，维多利亚晚期的理念则更倾向于对这一遗址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展示与分析，这张照片中，原本石柱下堆积的碎石已被清除，以前拱门上似乎危如累卵的石料也得到了维护。这幅照片提供了如解剖般清晰的观察建筑结构与周围环境的角度，且将其余人的关联剖离了。修订版的莫雷《旅行指南》就说明，到1890年时去往提姆加德的路况已经非常好，一天内即可到达。图拉线年被发掘，各类资料也完全公开，不再是神秘的废墟。人们对遗址进行了各种记载、记录、测绘，将其完全呈现在观察者面前。

　　这张照片拍摄时，法国正控制着阿尔及利亚。提姆加德如同一个法国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强大的政治性宣言。法国政府将这个城市誉为“阿尔及利亚的庞贝”，每年投资4万至5万法郎进行发掘和重建。提姆加德也成为了英国与法国政治角力的舞台。

　　一位英国观察者在1990年评述道：“图拉真拱门——可能是这个地方最好的建筑——正面临着被修复得面目全非的危险，就像阿尔坎塔拉的古罗马大桥一样。法国人和我们都常常犯错，但错误的取向却截然相反。他们根据自己关于那里该有什么的想法来进行修复；而我们则因为完全没有想法而不管不顾。这两种方式都破坏了古代遗迹……他们想要的是稍稍平息那种想让一切结构都趋于水平与对称的欲望。而我们想要的，不过是每年花几百英镑来保存现有的和发掘潜在的东西。”这些照片每张都显示了对一个遗址的不同想法，有的表现遗址“有什么”，有的则展示了人们认为遗址“应该有什么”。